叶圣陶（1894—1988），原名叶绍钧，江苏苏州人，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、教育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、教育部副部长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、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、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。

  叶圣陶很重视教育儿女。只要关乎儿女个人的事，他总是给他们以极大的自主权；一旦涉及子女和他人之间关系的事，则一定要管。他反复告诫儿女们，使他们懂得：我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，在我以外，更有他人，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。

  譬如，叶圣陶让儿子递给他一支笔，儿子随手递过去，不想把笔头交在了他手里。叶圣陶就对儿子说：“递一样东西给人家，要想着人家接到了手方便不方便。你把笔头递过去，人家还要把它倒转来，倘若没有笔帽，还要弄人家一手墨水。刀剪一类物品更是这样，决不可以拿刀口刀尖对着人家。”

  又如，冬天，儿子走出屋子没把门带上，叶圣陶就在背后说：“怕把尾巴夹着了吗？”次数一多，不必再用这么长的句子，父亲只喊：“尾巴，尾巴！”就这样，渐渐养成了儿子冷天进出随手关门的习惯。

  另外，叶圣陶还告诫儿女开关房门要想到屋里还有别人，不可以“砰”的一声把门推开或带上，要轻轻地开关。抗战期间，叶老写了一篇《两种习惯养成不得》，分析了“不养成什么习惯”和“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”的危害性，指出“谁要立足在今后的世界上，谁就得深切记住，不要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”。

  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曾经这样评价叶圣陶一家：“圣陶兄是我的老朋友。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够让至善兄弟三人长成在爱的氛围里，却不沉溺在爱的氛围里。他们不但看见自己一家，还看见别的种种人。所以虽然年轻，已经多少认识了社会的大处和人生的深处，而又没有那玩世不恭、满不在乎的习气。”很明显，朱自清对叶圣陶的子女教育是十分推崇的。


  “至诚至善至美”，这是叶圣陶一生的孜孜追求，也是对儿女的谆谆教诲，因此，他以此命名自己的三个儿女。

  叶圣陶对子女要求严格，要他们自小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。他说，人在世上，要“好好说话，好好做事”。幼子叶至诚聪明机灵，但调皮好动，叶圣陶便有心培养他钓鱼的兴趣。他对至诚说：“你听着，你得学着钓鱼，改改你那毛躁性子。你坐在河边上静静地等，等个一整天，不一定有半条鱼来上钩……”为此，他叫儿子找一根不要太长的斑竹，亲自为他做了一根钓鱼竿。这是叶圣陶采用的以“静”制“动”的教育方法。

  当年，叶圣陶积极投身文化运动，与茅盾、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“文学研究会”，提出“文学为人生”的主张，这种文学创作的态度以后也贯穿在他的作品中。在子女的写作上，叶圣陶也要求他们“写自己的话，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”。叶先生这种诚善美的精神，在儿辈身上得到发扬光大。前几年，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救灾义演，晚会的主题是“情系灾民，共献爱心”。叶至诚不顾年老体弱，执意陪同妻子——锡剧表演艺术家姚澄前往义演，用实际行动向灾区人民献上自己的爱心。


  20世纪40年代，至善兄妹三人对写作都非常热心。当时叶家出现的“父子围桌改稿”情景，至今令人羡慕不已：吃罢晚饭，碗筷收拾过了，植物油灯移到桌子中央，父亲戴起老花眼镜，坐下来改孩子们的文章。三个孩子各据桌子的一边，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互相挑错。有时候，父亲指出了作文中可笑的谬误，孩子们就尽情地笑起来。每改罢一段，父亲朗读一遍，看语气是否顺达。孩子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，插在瓶子里蓬蓬松松的一大把，经过父亲的梳理修剪，像个样子了。

  三十多年过去后，叶至善补充当时的情况说：“说是看父亲改，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。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：这儿多了些什么？这儿少了些什么？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？把词儿调动一下，把句式改变一下，是不是好些？遇到他看不明白的地方，还要问我们，原本是怎么想的？究竟想清楚了没有？为什么表达不出来？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？……”父子围桌而坐，秉烛修改文章，这确是一个动人的教子情景。难怪著名学者宋云杉对此情景的体验亦感慨系之：“我们试闭目想想，这是一个何等美满的家庭。在这种家庭环境里面，学习写作，进步一定是很快的，除非是天生钝质。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子女说：‘小墨（叶至善小名）他们是幸福的。’”

  孩子们的文章发表多了，有人建议叶家兄弟不妨合起来出个集子。叶圣陶把要出版的文稿审读了一遍，剔去若干篇后题名《花萼集》。书名蕴含着叶先生的良苦用心：花萼，也作华萼，棠棣树之花，萼蒂两相依，有保护花瓣的作用。古人常用“花萼”比喻兄弟友爱。叶先生的书名，亦采此意。


  永不自满是叶圣陶的家风，为此他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为“未厌居”。

  1928年，叶圣陶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《未厌集》，他在小说集“自序”中说：“厌，厌足也。作小说虽不定是甚胜甚盛的事，也总得作像一个样儿。自家一篇一篇地作，作罢重复看过，往往不像个样儿。因此未能厌足。愿以后多多磨炼，万一有教自家尝味到厌足的喜悦的时候吧……”以后，他在文坛屡创几个第一：与朱自清、俞平伯创办了我国第一本诗刊《诗》，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童话集《稻草人》，创作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《倪焕之》，等等，但他仍将自己的散文集，题名为《未厌居习作》，定自己的书斋名为“未厌居”。

  叶圣陶经常以自己的“未厌”精神教育子女，教子女们不要满足现状，要永远攀登高峰。当至善他们出版了《花萼集》后，原打算一年出一本合集，但是他们的文章“愈写愈少，写成的又很难叫自己满意”。叶圣陶没有批评他们写得少了，而是对他们说：“想写得好些，正是你们进步的动力，时常不满意自己所写的，也证明你们确实有些进步了。”鼓励他们在写作上要“未能厌足”，继续前进。由于他不懈地努力，时隔两年后，至善他们又推出了《三叶集》。

  如今，叶至诚已是著名作家，但他写散文从不马虎了事，而是认真得近乎对自己苛刻。文章写好后，他总要用心改上几遍，稿纸上稍有涂改痕迹，便重新换纸抄写。如此作风，自然得益于叶老的“未厌”家风。